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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下，“理性”成为规划行业的关键词之一。在以“持续发展、理性规划”为主题的2017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孙施文说：“在新的时代、新的任务、新的目标面前，城市规划肯定不能走老路，各方面都需要创新，这一切都需要坚持科学理性的方法，需要规划工作者认清城市发展的规律，使规划在城市转型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非理性规划的产生
“在城市规划形成中，每个主体都遵循着从自身角度出发的理性，但从总体的层面上观察可能就会缺乏理性。”孙施文提出，如何界定规划的理性、非理性，是首先需要探讨的问题。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彭震伟通过对规律本质的思考，提出要理性认识规划作用。“规划学科包罗万象，涉及知识浩如烟海，各类学科交叉，理论外延，但最终都必须回归到规划学科本身。学科有不同规律，只有落实到规律本身、落实到要素配置、落实到空间层面，才是最根本的，这同时涉及到对规划事权的合理使用。对规划作用的任何错误理解或是夸大，都会使规划结果缺乏理性。”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冷红认为，规划非理性现象主要源自于4个方面：第一，规划过程过急过快，导致对规律或问题尚未形成认真清晰的认识；第二，执行的过程中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影响了规划师的理性思维方式；第三，规划师自身素质不同导致对问题的认识不一；第四，大量的问题不能完全把握。她说：“理性是具有历史属性的，许多过去认为理性的规划以现在眼光审视则是非理性的。”
“有道无理，所以会产生大量非理性规划。”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杨俊宴提出了理性规划的“三重门槛”——第一是全信息的决策基础；第二是规划设计的价值判断；第三是通过决策判断以后形成规划编制和实施理念，构建良好的理性平台。他认为：“非理性规划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信息不全，以小见大，以偏概全；逻辑不清，没有说服力，决策在实施过程中变形。”
拥抱规划的不确定性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袁奇峰指出，规划总是想遵循城乡发展的规律，按照所谓的现代化和所期望的结果，把“规律”应用在城市、人和空间、建筑上，却经历过种种失败。“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他认为，规划体系在无数次实践中摸索，在不确定中选择，才发展至今天的局面。“城市和规划都是人为事物，这就要求规划参与者树立良好规划价值观，把科学能解决的问题交给科学，科学解决不了的交给民主。在规划过程中去伪存真，遵循规律，但要拥抱不确定性。”
其实，规划中的理性与非理性要素互有关联，很难也不必划清界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上海分院院长郑德高认为，规划产生的原因在于世界存在非理性特性，需要规划工作者采用规划，使其变得理性。同时，规划理性随着时代发展，也在不断转变。要对未来的社会及空间形态进行合理预测，甚至从某种程度上非理性思维要多一点，才能够解决理性问题。“也许，理性规划往后发展应该融入更多的非理性因素。”
理性规划不是理性主义
“理性规划”不同于西方的“理性主义”，而是强调“合理性的规划”。孙施文解释说，规划中的理性和感性需要结合城市规划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来具体分析，并立足于公众理论。规划内容应是符合实际的、综合的，更是符合逻辑的，既要坚持逻辑本身的合理性，同时也要遵守一些常识性的准则、程序、方法。规划工作者必须要顺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努力提高规划的合理性，用更加理性的精神、更加科学的思维，更好地发挥规划在城乡建设和发展中的作用。
“新时代除了理性的规划，也需要感性的规划，因为城市是有生命力的集体，有自己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理性并不能完全解释。”重庆大学教授赵万民对理性规划提出了不同见解。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人居环境信息实验室主任党安荣认为，规划理性具有时代性、动态性以及可度量性。现阶段，规划的理性在于新技术与新数据的应用，继而辅助理解并揭示城市规律，以提高城乡规划的理性程度。
如何实现整体层面的理性是当前城市规划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原巡视员张泉提出，要实现城市规划整体层面的理性，首先要考虑如何确定社会科学和工程科学在规划中的比重；其次要考虑如何确定公众参与与科学道理对规划结果的决定程度；最后要明确，城市规划学科和城市规划科学不同于城市规划工作，需要对其进行准确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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